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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诉源治理”,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不用打官司 也能解纠纷(法治头条·法治实践新探索②)

原标题:浙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推进“诉源治理”,浙江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不用打官司 也能解纠纷(法治头条·法治实践新探索②)

在浙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践行进诉纠纷纠纷翩翩少年时农民工正在领取被拖欠的新时序前新探工资。  夏鹏飞摄

浙江长兴县市民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人员指导下扫描“长兴解纷码”。代推大限度诉打官  许斌华摄

工作人员(右一)在浙江杭州临安区龙岗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解村民纠纷。源治  新华社发

今年69岁的理最宣永富,是讼程司也实践索②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村民。前不久,防范法治法治邻居盖围墙占了他家的化解宅基地,气得他举起榔头准备砸掉围墙。矛盾村干部上前拦住了他,不用把他和邻居请到了村调解中心。头条“干部帮我们调解矛盾,枫桥经验摆事实、浙江讲道理,我们心服口服。”宣永富由衷地说。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步入司法诉讼渠道解决,导致诉讼案件量不断攀升。翩翩少年时浙江省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前,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2019年以来,浙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大力推进“诉源治理”,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2019年,浙江全省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68.6万件,同比下降4.6%;2020年,全省收案数同比下降7.2%。

源头“治未病”

从“事后解”到“事前防”转变

“诉源治理就是对诉讼的源头治理,即通过多种治理手段,预防潜在纠纷、化解已有矛盾、减少进入诉讼环节案件数量或有效分流诉讼中的案件。” 浙江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同志说,诉源治理的关键在于源头“治未病”,将治理环节向前端延伸,把预防矛盾纠纷体现在社会治理、重大决策、预警预测等各个方面,从根源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

存在“民转刑”风险隐患的纠纷类警情,在接处警完成后如何进一步跟进化解,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公安机关的难题。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很可能滋生更大的风险隐患。

前不久,浙江金华市婺城区罗店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村民胡某建房施工,将其房子墙角正对同村村民陈某家大门,陈某不满,怒将施工的铲车和挖车玻璃砸碎,阻挠胡某继续施工,因此产生矛盾纠纷,现场陈某、胡某和两名施工人员争吵不断。

由于涉事人员较多,经现场调解成效并不明显,如果简单了事,存在“民转刑”的风险,民警王献堂决定将四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解工作。同时,罗店派出所指挥室迅速整理该起纠纷情况,通过“一警情三推送”平台推送至罗店镇综治平台、行政执法部门和鹿田村村级组织。在派出所调解室,民警从农村建房实际发出,结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耐心劝导开解。罗店镇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参与此次矛盾化解工作。经过2个小时的调解,涉事四人初步达成和解协议。

金华“一警情三推送”平台,正是浙江省通过“诉源治理”实现从“事后解”到“事前防”转变的一个缩影。

浙江各级法院构建“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将诉讼服务融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之中,把“诉讼治理”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强化诉讼前端、中端和末端等环节的治理,形成“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系统完整的工作闭环。

2019年,浙江省修订完善《浙江省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推动重大公共政策、重大管理措施、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群体性活动等重大事项应评尽评,确保各地党委政府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时都认真研究分析可能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把问题和应对措施想在前面,确保矛盾风险防范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一站式化解

从“多头跑”到“最多跑一地”

走进金华市兰溪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里,迎面就是综合服务受理窗口。就像医院的前台问诊分诊一样,来这里办事的群众提出诉求,窗口工作人员根据协同系统将其引导至相应窗口,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等多种服务。

“你们对调解结论认同吗?”调解员黄小平的声音回荡在调解室里。“认同。”回答的声音来自黄小平对面的一个大屏幕,从屏幕下方的两个小窗口可以看出,远在上海的原告和本地的被告都在自己的车里,通过手机平台就完成了调解。

调解成功后,对面办公室的法官随即对该案进行了司法确认,一起异地债务纠纷圆满解决。发生在兰溪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这一幕,早已成为浙江全省99个县(市、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日常。

浙江省通过将县级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成建制入驻99个县级(含开发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吸收法律咨询、心理服务、行业性专业调委会、公共管理等相关部门(组织)力量进驻,推动“多中心”集成为“一中心”。在中心就可“一站式”受理群众矛盾诉求,通过“闭环式”流程处置,让群众解决烦心事从“多头跑”到“最多跑一地”。

前不久,杭州一家鞋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产,无力支付77名职工40余万元工资,职工多次到镇政府上访。余杭区法院“微法庭”工作办公室接到镇政府提出的化解矛盾请求后,依托“移动微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开展群体性纠纷就地化解,引导特邀调解员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指导职工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成功把纠纷化解在源头。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目前有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仲裁、在线调解、在线诉讼等五大功能。依托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当事人不仅能选自己信得过的调解员,不用跑法院,在线视频就能接受调解,实现纠纷调解便捷、高效、低成本……通过创新推进“互联网+”调解,浙江大力推行“线上调”“掌上办”,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远程调解服务。截至目前,浙江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共进驻调解员4.17万名、调解机构5320个,在线成功调解91.17万余件。

非诉也解纷

从单一手段向社会化、专业化调解转变

“知识产权类纠纷十分专业,调解是不是不太可行?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才能解决?”一起知识产权纠纷,一度让杭州市民周先生十分困扰。

原来,周先生曾获得两个外观设计专利。其后,周先生发现义乌某公司擅自批发销售涉案侵权产品,便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10万元。鉴于周先生和义乌某公司身处两地,法院建议双方通过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进行调解解决。调解员通过平台的各项在线服务功能,充分进行类案比较阐释,沟通双方意见。经过线上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停止侵权,向周某赔偿专利费6万元。调解协议签订后,公司在调解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履行了协议。

2020年6月,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上线,该平台聚合了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杭州调解中心、浙江(杭州)知识产权诉调中心等9家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调解机构,近60家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入驻,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等机构的1600余位调解员在平台上向公众提供专业服务。依托平台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指导,群众和企业可以获得“一站式”网上调解服务,当事人、代理人、调解员一次不用跑,即可省时、高效地实现异地、异国在线调解,个案调解短则用时1天。

“即便是像知识产权这样极具专业性的案事件,诉讼也并不一定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渠道。”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朗长华说,通过更广泛地吸纳多元化、专业性的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实现了化解矛盾纠纷从“单一化”诉讼向“社会化”“专业化”调解的转变。

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是浙江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多元参与诉源治理的生动写照。

在推动诉源治理的过程中,浙江不断织密调解网络、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调解机制,将更多社会组织和人员吸纳进来,让人民调解这一“东方之花”开遍浙江大地:宁波市积极选聘一批退休政法干警担任调解员;湖州市坚持全民参与,已有93个特色品牌调解工作室入驻中心;绍兴市越城区调配102名律师轮驻中心,推动优质律师资源参与调解……

“在判决和调解之余,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案件最后的履行,这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镇海法院院长张军斌介绍,镇海法院建立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对自动履行法院裁判的当事人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对同时在全国法院都没有被执行案件的当事人,纳入诚信履行名单,并推送至一些信用平台及各商业银行,“案件调解后,法官应该当起‘验收员’验收履行成果,确保当事人权益及时实现,这也是诉源治理的应有之义”。

版式设计:汪哲平(倪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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